为什幺我们必须提出大哉问

2020-06-15 21:36:53 来源:P生活人748人评论

为什幺我们必须提出大哉问 本书将是你最后一次能读懂霍金的机会

霍金在这本全球瞩目的遗作里,提出了关于人类文明如何延续的十个大哉问,并且清晰说出自己的见解

书籍资讯:《霍金大见解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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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颗行星,一种人类

人们总是渴望知道一些「大哉问」的答案。例如,我们从哪里来?宇宙是如何开始的?宇宙背后的意义与设计为何?还有别的生命在那里吗?过去关于「创世」的说法,似乎愈来愈显得不相干,也不可靠,也逐渐被一些只能称为迷信的想法所取代—包括「新世纪」(New Age)到《星际争霸战》等各种说法。然而,真正的科学对这些大哉问的看法,却比科幻小说还要来得科幻,但也更让人满意。

我是一位科学家,是一位着迷于物理学、宇宙学、宇宙与人类未来命运的科学家。父母教养我长大的方式,给了我强烈的好奇心。就像我的父亲一样,我总会试图去寻找与回答科学所带给我们的问题。我大部分的生命,都用于遨游宇宙,虽然所有的这些旅程,都只发生在我的内心里而已。

理论物理学,是我试图寻求某些答案的依据。曾经,我一度认为我已经看到了目前已知物理学的终点。然而,我现在却认为,即使在我走后,还会有许多令人惊奇的新发现,将持续出现一段很长的时间。对于某些大哉问的答案,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端倪,然而还不算是完整的解答。

现在最大的问题是:大多数人都误以为,科学是难解与複杂的学问。但我个人反对这个看法。想要研究或探索宇宙运行的基本法则,所需投入的时间,或许是大多数人缺乏的;如果我们想让每个人,都来从事基本的理论物理研究工作,那幺恐怕整个世界很快就会停止运作。然而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基本法则,不要透过深奥的数学方程式,而是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呈现,我相信,大多数人都还是能理解与欣赏这些基本观念的美妙之处。而这也正是我一直以来在努力,也乐此不疲的一项工作。

对我而言,能够活着,而且还能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,实在是极为美好和幸运的事。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与图像,在过去的五十年里,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,而我个人觉得很荣幸—如果自己在这方面,有做出一点贡献的话。太空时代的重大启示之一,就是人类对自己有了新的看法。当我们从太空望向地球的时候,我们就是一个整体,一个团结的整体,而非分裂的个体。这是极其简单而明确的讯息:一颗行星,一种人类。

对于那些期望能立即採取行动,来因应全球社会关键挑战的人,我希望他们能听见我的声音。未来,即使在我走后,希望这群有影响力的人,能展现出他们的创意、勇气与领导力。愿他们能成功应对永续发展的目标,以人类共同的利益为出发点,而不是个人的私利。我对于时间的宝贵,很有觉悟。请把握现在,即刻行动吧!

一生迷恋大哉问

我先前已经写过一些自己的故事了,不过,有些早年的经验,我觉得还是值得再重述一下。因为,我这一生所迷恋的事物,主要就是这些大哉问。

我出生的日期,恰好是伽利略逝世三百週年。我总觉得,这个巧合与我的科学研究生涯,有某种莫名的关係。然而我估算着,另外还有约二十万个婴儿,也在同一天诞生,不知他们之中有多少人,在长大之后,也对天文学产生兴趣?

我生长在伦敦高门(Highgate)地区,一栋高大狭窄的维多利亚式房屋里,那是我双亲在二战时期,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得的房子。因为当时大家普遍预期,伦敦会被德军的轰炸夷为平地。事实上,的确有枚V2火箭,炸毁了我家附近的几栋房子。当时,我与母亲、妹妹都不在家,而父亲也很幸运,没有受伤。多年以后,在我与儿时玩伴霍华德常去的一条路底,有一处大型的爆炸现场。我俩当时研究现场的那份好奇心,也驱使了我的整个人生。

1950年的时候,我父亲调职到伦敦北郊的米尔山国家医学研究所,所以我们全家搬到座堂城镇圣奥尔本斯(St Albans)附近,而我则转学到圣奥尔本斯女子中学就读。虽然学校的校名为女子中学,但它还是招收了十岁以下的小男生。

年纪稍长后,我转学到圣奥尔本斯中学就读。在学期间,我的成绩排名,从来没有挤进班上的前半段,因为在这个精英班里,我的同学都非常优秀。不过,同学之间还是帮我取了一个绰号:爱因斯坦。所以我猜想,他们大概是看出了我有什幺特点。不过,在我十二岁的时候,却有一位朋友,拿一袋糖果跟另一位朋友打赌,说我将会一事无成。

在圣奥尔本斯时,我有六、七位好朋友。我记得,对于许多事情,我们有很多长时间的讨论与争辩,从遥控模型玩具到宗教议题。其中,我们讨论过的一个大哉问,是关于宇宙的起源,以及是否需要有一位上帝来创造宇宙,并让宇宙开始运行。

当时,我已经听过,从遥远星系传播过来的光,有红移(red shift)的现象,这意味着宇宙正在扩张中。不过我也确信,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红移。也许是因为光在接近我们时,走得累了,才会变成红色?因为本质上,一个亘久不变的宇宙,感觉比较自然。(不到几年的时间,就在我攻读博士班约两年左右,宇宙背景辐射被侦测到之后,我才理解到我错了。)

我一直对于事物运作的原理感到好奇,所以,我有拆解东西、看看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习惯,只不过,我不是很擅长再把它们组装回去就是了。我动手实做的能力,永远跟不上我思索理论的能力。我的父亲很希望我对自然科学有兴趣,也很希望我能到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念书。由于他自己是从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毕业的,所以他也很希望我能到牛津大学去读书。在当时,大学学院并没有数学的研究生,因此,我只能尝试申请自然科学的奖学金。让人惊喜的是,我竟然能成功申请到奖学金,如愿到牛津大学读书。

从牛津到剑桥

当时在牛津,普遍流行一种「反认真」的氛围。你要不是很聪明而不需要读书,就是得接受自己的平庸,安于「普通」学位。我当时也跟大多数同学一样,很「混」,没有很认真。说这些,并不是我以此为荣,我只是描述我当时的心态,与大多数的同学无异而已。然而,我罹病的一个结果,就是彻底的改变了这些事!当你知道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之后,你会了解到,在此生结束之前,你还有好多好多想做的事。

由于我先前没有很用功,但又希望期末考能及格,于是,我放弃那些需要知道许多事实知识的考题,而把焦点放在理论物理的试题上。不过,我前一晚,因为熬夜抱佛脚,所以还是没有考好。由于我的成绩落在第一级与第二级荣誉学位的边界上,所以我还得再接受一场口试,来决定最终的成绩。口试时,主考官问了我关于未来的计画。我回答说:我希望将来从事研究工作。如果我能取得第一级荣誉学位,我会转学到剑桥,如果是第二级荣誉学位,我则会继续留在牛津。结果,他们授予了我第一级荣誉学位(排名在前30%)。

在期末考后,有个很长的假期,大学学院提供了许多小额的旅行奖助学金。我预估,获奖的机率与旅行的距离成正比,因此我提出了希望到伊朗的申请。1962年夏天,我如愿出发,搭乘火车前往伊斯坦堡,之后是土耳其东部的艾斯伦(Erzuerum),随后路过大不利兹(Tabriz)、伊朗的德黑兰、伊斯法罕(Isfahan)、西拉(Shiraz),以及古波斯王国首都波斯波利斯(Persepolis)。在返家途中,我与我的旅伴齐安(Richard Chiin)刚好碰上芮氏规模7.1的布因—扎赫拉(Bouin-Zahra)大地震,其中有一万二千人死亡。我应该刚好在震央附近,但是因为当时我正病着,而且伊朗的道路非常不平坦,坐在颠簸的巴士上,根本感觉不到地震。

那时,我因为染上严重的痢疾,加上在巴士上被甩到前座而断了一根肋骨,于是我们在大不利兹耽搁了几天。不过,由于我们不会说波斯语,因此完全不知道有大地震这回事。最后,等到我们抵达伊斯坦堡之后,才知道有这幺一场大灾难。当我寄出报平安的明信片时,我的父母已经焦急等待了十天,因为在我上一次联繫他们时,正是我準备离开德黑兰、前往灾区的同一天。

除了大地震之外,我在伊朗有过许多美好的回忆。对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,可能会是危险的事—对我而言,这也许是我此生仅此一次印证了这个说法。

罹患渐冻人症

1962年10月,我二十岁,进入剑桥大学应用数学与理论物理学系就读。我原本希望霍伊尔(Fred Hoyle, 1915-2001)能当我的指导教授,因为他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天文学家—我之所以说「天文学」,是因为当时「宇宙学」还不是正式的学门。

然而,让人很失望的是,由于霍伊尔已经有足够的学生,所以我被指派给夏玛(Dennis Sciama, 1926-1999),一位我完全没有听过名字的人。没能如愿成为霍伊尔的学生,也算是塞翁失马,否则我就得去为他的「稳态宇宙论」辩护,这可是一项比协调英国脱欧事务还要艰巨的任务!于是,我在剑桥的求学生涯,就从阅读广义相对论的经典教科书开始,一如往常,大哉问仍然深深的吸引着我。

你们也许有些人已经看过电影《爱的万物论》,艾迪饰演了英俊版本的我。大三那年,我在牛津,我开始注意到自己在行动上变得有些笨拙,偶尔会莫名其妙摔倒。我也警觉到,我无法再好好划双桨赛艇了。我的身体很明显出了问题,当我听到医师给我的建议,竟然是「不准再喝啤酒」时,我心里其实满怨恨的!

我到剑桥大学念书的那个冬天,气候特别冷。在我回家过圣诞节时,母亲邀我一起在圣奥尔本斯结冰的湖面上滑冰。虽然我自知,我应该是没办法好好滑冰,但我还是去了。结果我摔了一大跤,之后却怎幺样也站不起来。妈妈警觉到事情不对劲了,带我去看医生。

我在伦敦的圣巴多罗买医院待了好几个星期,做了好多检验与测试。与现在的医疗科技相比,1962年的许多检验显得较为原始与简陋。他们从我的手臂撷取了一段肌肉样本,在我身上插了一些电极,把显影液注射到我的脊椎里,之后让病床倾斜,医师则透过X光,看着这些显影液在我身体内流动的情形。他们没有人真的告诉我,到底哪里出了问题,但是我可以想像,情况应该是满糟的,所以我也不想追问。

从医师彼此间的谈话,我大概可以听出来,不论我得的是什幺病,「这个病」都只会愈来愈严重,而他们除了给我维生素之外,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事实上,那位检查我的医师,在他洗完手之后,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

一段时日之后,我听说这个病的名称叫「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」(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, ALS,俗称渐冻人症),是运动神经元疾病的一种,由于大脑与脊随的神经细胞萎缩,随后结疤或硬化,使得病人逐渐失去控制运动、说话与进食的能力,最终则是无法呼吸。

只要活着,就有希望

我的病情似乎恶化得很快。不难想像,我变得消沉与沮丧,也找不到继续从事博士班研究工作的动机,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否能活到博士班毕业。然而一段时间之后,我的病情恶化速度开始减缓,而我也重新燃起对研究的热情。在我开始对未来完全不报任何期望之后,睁开双眼后的每一天,就像是意外的礼物,而我也开始去珍惜每一样我所拥有的东西。只要活着,就有希望。

当然,还有,就是我在宴会上邂逅的一位年轻女孩,珍。她很坚定的认为,只要我俩齐心,一定可以战胜我的疾病。她的信心给了我希望。与她订婚,更给我莫大的鼓舞,而且我也了解到,如果我们将来要结婚,我必须要有工作,也必须取得博士学位。此外,一如往常,那些大哉问仍然深深吸引我。我开始努力工作,乐此不疲。

为了能在求学期间养活我自己,我向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申请了研究生奖学金。让我惊喜的是,我不仅得到奖学金,而且从那之后,我就是凯斯学院的一员了。这份奖学金是我人生的转捩点,意味着:儘管我的行动日趋不便,我仍然可以继续我的研究工作。这也意味着:我与珍可以结婚,而我们也真的在1965年7月完婚。我们的第一个小孩罗伯特,在我们婚后两年出生。第二个小孩露西则在三年后出生。我们的老三蒂莫西(暱称蒂姆),则是到1979年才出生。

身为三个孩子的父亲,我总会尝试灌输「提出问题」的重要性。在某个访谈中,蒂姆说了关于问问题的故事:他希望知道,在我们宇宙的周围,是否有许多小宇宙围绕着?

虽然,我当时觉得他的这个问题有点傻,但我还是跟他说,绝对不要担心提出的问题、想法或假设,看起来有多幺「愚蠢」—这是他自己说的字眼,不是我说的。

潘若斯-霍金奇异点定理

1960年代初期,宇宙学领域的大哉问是:宇宙是否有起点?许多科学家很直觉的,就反对这个想法。他们认为如果宇宙有起点,那幺科学在这个起点上,就会崩溃瓦解了。如此一来,我们必须诉诸于宗教上的「上帝」或「造物主」,借祂神圣的手,来启动宇宙的运行。这很显然是个相当根本的大难题,而这也正是我所需要的博士论文题目。

潘若斯曾证明,一颗死亡的恆星,一旦它崩陷(collapse)到某个特定的半径时,它就会成为一个时空的奇异点,也就是时间与空间的终点。当然,我想,我们已知:当一颗质量巨大的冷星,因自身重力造成了崩陷,直到它变成一个密度无限大的奇异点—这整个崩陷过程,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。我理解到,相似的推理过程,也可以应用到宇宙的扩张上。在这个例子里,我可以证明,过去有一些奇异点,它们就是时空的起点。

1970年,大约在我女儿露西出生后几天,我有个灵光一闪的瞬间。当时,我身体的恶化程度开始减缓,某晚,就在我準备就寝时,忽然理解到,我可以把「因果结构(casual structure)理论」,也就是我先前推导出的奇异点定理,应用在黑洞上。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,而且能量密度为正值,当有额外的物质或能量(辐射)被吸进黑洞时,那幺黑洞的事件视界(event horizon,也就是黑洞的边界)的面积,便会持续增大。此外,当两个黑洞因碰撞而合而为一时,新的黑洞的事件视界面积,将会大于原本两个黑洞的事件视界面积之和。

这真是一段黄金岁月!我们当时解决了黑洞理论的许多主要问题,儘管当时,黑洞的观测证据还没有出现。事实上,我们在运用古典广义相对论上的成功,让我在1973年与艾利斯(George Ellis, 1939-)共同出版《时空的大尺度结构》(The Large Scale Structure of Space-Time)这本书之后,竟然有点找不到事做的感觉。此外,我与潘若斯一起证明出,广义相对论在奇异点上失效的奇异点定理,因此,很明显的下一步,就是要来结合广义相对论(这个关于极大尺度的理论)与量子论(这个关于极小尺度的理论)。

具体一点来说,我想知道,早期的宇宙可否存在一些「太初(primordial)原子」,而它们的原子核是一个极小的太初黑洞?我的研究揭示出,在重力与热力学之间,存在一种深刻而出乎预料的关係。这个关係,解决了三十多年来,大家争论不休却无甚进展的悖论:由崩陷缩小中的黑洞所放射出来的辐射,如何能完整携带形成这个黑洞的资讯?我的发现是,资讯并没有遗失,只不过,它不是以有用的方式传递出来而已。这个情形就像是,我们把百科全书烧了,但完整保留了燃烧后的灰烬。

为了寻求解答,我研究了量子场或粒子碰到黑洞之后的散射问题。我原本预期,应该是有部分的入射波会被吸收,其余的则散射出来。然而让我很惊讶的是,从黑洞发射出来的辐射,是来自于黑洞本身,而不是量子场或粒子入射后的散射结果。最初,我以为是我计算错了。不过,让我能确信的理由是:这个辐射的量,恰好能以黑洞的熵来决定其视界面积的大小。熵是系统的乱度的一种衡量标準,而黑洞的熵可以简化成底下这个简单的方程式:

这个方程式以黑洞的事件视界面积大小(A),以及自然界的三个基本常数:光速(c)、牛顿的万有引力常数(G)与普朗克常数(ħ),还有波兹曼常数(k)来表示黑洞的熵(S)。这个来自于黑洞的热辐射,现在已给命名为「霍金辐射」,我觉得自己很荣幸可以发现它。

获选为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

1974年,我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。这次的获选让系上的同事都觉得很惊讶,因为我当时还很年轻,而且还只是一位卑微的研究助理。然而,之后只花了短短三年的时间,我便一路晋升成为正教授。

我在黑洞领域的研究工作,让我觉得我们有希望可以发现「万有理论」(theory of everything)。而对这个解答的渴求,驱使着我更加努力前进。

同一年,我的好友索恩,邀请我与我的家人,以及几位研究广义相对论的学生、同事,一起到加州理工学院。在这之前的四年里,我一直都是使用手动轮椅与一部蓝色的电动三轮车,这部三轮车的车速,大约就是我们慢慢骑着骑脚踏车的速度,而我偶尔会违法搭载乘客。

在加州理工学院时,我们住在校园附近,一栋由学校所拥有的殖民风格房屋,这也是我第一次能够完全享受电动轮椅的方便与乐趣。它给了我相当大的行动自由,特别是与英国相比,美国的建筑与人行步道,更为体贴残疾人士的不便。

隔年,当我们刚从加州理工学院回到英国时,我的心情最初觉得满低落的。在英国,大家的观念都很守旧,似乎每件事都很困难,限制重重,特别是与美国那种积极进取的态度相比。当时,放眼望去,到处都是因为荷兰榆树病而枯死的树木,而且整个国家还被罢工所困扰。所幸我的心情没有低落太久,因为看得到自己的研究成果,而且在1979年,更获选为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,这个曾经是牛顿与狄拉克(Paul Dirac, 1912-1984,量子力学奠基者之一)担任过的职位。

在1970年代,我主要的研究工作集中在黑洞这个课题上,然而关于宇宙初期经过「暴胀式扩张」(inflationary expansion)的说法,重新燃起我对宇宙学的兴趣。宇宙在空间尺度上暴胀的速率,足可与英国脱欧之后的物价涨势相媲美。此外,我也与哈妥(Jim Hartle, 1939-)合作,构想出一个关于「无边界条件」的宇宙诞生理论,我们称之为「宇宙无边界模型」。

世界上「连线最多」的人

到了1980年代初期,我的健康情形开始恶化,因为我的喉头开始退化,在我吃东西的时候,食物很容易会掉进肺里,因而常发生一些长时间的窒息。1985年,在我访问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(CERN)时,我因为感染了肺炎,而被紧急送到琉森州立医院,并戴上人工呼吸器。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大关卡。那里的医师告诉珍,事情已经发展到医学没办法再发挥作用的阶段了,并建议拔掉我的人工呼吸器,好让我自然离去。但是,珍拒绝了他们的提议,并想方设法让我搭乘救护直升机,飞回剑桥的阿登布鲁克医院。

如你所能想像的,这是一个非常艰困的时刻,但是,感谢阿登布鲁克医院的所有医护人员,他们非常努力把我救了回来,并让我恢复到出发前往瑞士之前的状况。然而因为我的喉头仍然会让食物与唾液掉进肺里,所以必须进行气管切开术。正如大多数人所知道的,气切之后,就没办法再说话了。

一个人的语言能力,是很重要的。当你口齿不清,就像我先前那样时,别人很容易认为你的心智不健全,并以那样的方式来对待你。

在我进行气切之前,我说话的咬字非常模糊,只有少数跟我很熟的人,可以听懂我的意思。我的小孩,就是其中少数的一些人。在我进行气切之后,有一段时间,我只能靠着拼字来沟通;而拼字的方式,是有人拿着字母卡,当他们指到我想要的字母时,我便扬起眉毛示意正确。如此,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进行沟通。

很幸运的,加州的电脑专家沃特斯(Walt Woltosz)听到我的困难之后,寄给我他自己开发的一款名为「等化器」(Equalizer)的程式。这个程式会在轮椅上的萤幕,出现一系列的选单,让我可以透过手中的开关,选取我想要的完整单字。

在那之后,这个系统便持续更新中。目前我所使用的系统,是英特尔公司开发的Acat(Assistive Context-Aware Toolkit,辅助式语境觉识工具包)。我的眼镜上有一个小型感测器,可以让我透过脸颊上的微小动作,来进行控制。这个系统还包含行动电话,让我可以上网。所以我有理由相信,自己是世界上「连线最多」的人。

然而,我还是一直使用我最初的那个语音合成器,一部分的理由是,我还没听过有措辞能力更好的软体,另一部分的理由是,虽然它带着美式口音,但是大家已经把它认成是我的声音了。

因《时间简史》而成为畅销作家

我第一次想写与宇宙有关的科学普及读物,大约是在1982年,那也是我在研究宇宙无边界模型的时候。那时我想,我大概可以藉此多挣一点钱,来补贴小孩的学费,还有我自己日渐昂贵的健康照护费用。除此之外,最主要的理由还是:我希望可以向社会大众解释,我们目前对于宇宙的理解—我们可能快要找到一个可以描述整个宇宙,以及宇宙内部所有事物的完整理论了。

就身为科学家而言,我觉得,问问题与寻求问题的解答,固然重要,但同时,我也觉得有义务,要跟世人分享与沟通我们所学到的见解。

就这样,《时间简史》(A Brief History of Time)恰如其分,在1988年的愚人节正式出版。事实上,这本书原本的书名是《从大霹雳到黑洞:时间的简短历史》(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: A Short History of Time),结果书名被缩短:简短(short)改成「简」(brief),剩下的一长串文字则全部浓缩成「史」。

我压根没有预期到《时间简史》会如此畅销!无庸置疑,由于大家对我这样一个残障人士,是如何成为理论物理学家与畅销书作者的故事,感到兴趣,这点对于这本书的销售帮助很大。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读完这本书,或是完全理解这本书里的内容,但是,至少大家对于「我们为何会存在?」的这类大哉问,感到困惑与兴趣,也大约可以得到一个概念:管辖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,是一些很理性的定律,也是我们可以透过科学去发现与理解的。

对我的同事而言,我只是一位物理学家,但是对广大的社会大众来说,我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。部分的理由是,除了爱因斯坦以外的科学家,大家的名气都没办法和摇滚歌星相比;另外的可能性是,我符合了一个残障天才的刻板形象—而我没办法靠假髮与墨镜来乔装自己,因为这架轮椅立刻就能洩露我的身分。

成为不易隐身的公众人物,有好有坏。所幸,好处远比坏处多得多。大家似乎还满乐意看到我的。譬如,2012年,当我在伦敦举办的残障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致词时,我甚至拥有了我有史以来最大的观众群。

怀抱着爱、勇气、好奇心与决心

在地球这颗行星上,我拥有相当特别的人生,在此同时,我又藉由自己的心灵与物理定律,遨游穿梭于宇宙各处。我曾经到过我们银河系最远的边界,也曾进到黑洞里面,并回溯到时间的起点。在地球的人世间,我经历过各种跌宕起伏,各种扰动与平静、成功与苦痛。我曾备受推崇,也曾遭受批评与非议,但却从未被人忽视。我觉得自己非常荣幸,透过我的研究工作,能对我们理解这个宇宙做出一点贡献。然而,若非身旁有这些我爱的人,与爱我的人,所有的这一切,终将只是一个空无的存在。若是没有他们,对这个宇宙的探索,对我将是毫无意义的。

除此之外,事实上,我们人类只是自然界中一群基本粒子的集合体,然而,我们却有能力来理解主宰我们的这些定律,理解我们所处的宇宙,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。我希望与大家分享,在思索这些问题的过程中,那些令人兴奋的经历,以及我对这些探索与追求的热诚。

希望将来有一天,我们都能知道宇宙、星际的这些问题的答案。然而就在我们这颗美丽的行星上,也有许多的挑战,等待着下一代人,带着兴趣、以及对科学的理解,去面对其他的大哉问。例如,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,我们如何能确保粮食的供给?如何提供乾净的水源、开发再生能源、进行重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、减缓全球暖化的脚步等等。

我希望,科学与技术的进展,能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些解答,但这将需要具备有知识、领悟与智慧的人,去落实这些解答。让我们共同为每一位女人、每一位男人都能拥有健康、安全、机会与爱的人生,一起奋斗。我们都是时光的旅人,让我们一起航向未来。也让我们共同努力,把未来打造成一个我们都想去的地方。

带着勇气、好奇心与决心,面对未知的困难,并尽力克服。这一切,都是可以办得到的!

书籍资讯:《霍金大见解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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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蒂芬.霍金(Stephen Hawking)

英国理论物理学家、宇宙学家,担任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三十年,全球最畅销科学书《时间简史》的作者。在科学上的贡献,包括潘若斯—霍金奇异点定理、霍金辐射(黑洞会发出辐射),率先结合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而提出宇宙新理论,公认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。

霍金出生于1942年,一生获得无数荣耀,包括:三十二岁即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,获颁大英帝国勛章、美国总统自由勛章,亦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。除了《时间简史》之外,另着有《黑洞与婴宇宙》、《胡桃里的宇宙》,与曼罗迪诺(Leonard Mlodinow)合着《新时间简史》和《大设计》,与女儿露西合着一套童书《勇闯宇宙三部曲》。

1963年,霍金染上渐冻人症(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),病情逐渐恶化至全身瘫痪,无法发声,必须依赖语音产生装置,来与他人沟通。,霍金去世,骨灰下葬于伦敦西敏寺,与牛顿、达尔文为邻。

蔡坤宪

东海大学物理系毕,交通大学电子物理所硕士,曾担任逢甲大学光电学系暨物理教学研究中心讲师。目前旅居纽西兰,任教于汉弥尔顿市 St. John's College,《物理双月刊》纽西兰科学与物理教育点滴专栏作者。译有《观念物理II》、《怎样解题》、《时间之幂》等书,着有《观念物理Ⅵ:习题解答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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